弗兰克的新著《白银资本》表面上致力于颠覆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学和社会理论，而实际上却成为对欧洲人的聪明才智与独创性最热情的讴歌和赞美。可以说是弗兰克发现了真正的欧洲奇迹。由于弗兰克对所有那些从不承认自己有欧洲偏见的学者和思想家发动了不懈的攻击，所以他本人成为鼓吹欧洲奇迹事实上的领头羊，这的确是有些令人吃惊。即使是按照兰代斯（David Landes）的标准来看，弗兰克对欧洲奇迹的吹捧也显得太过分了。
《白银资本》的中心议题，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1500年以降就存在着一个单一的全球世界经济，具有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1998：52；2000：90）①弗兰克在序言的第一句话里就告诉我们，该书的基本宗旨是“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1998：xv；2000：1）。对于读者来说，这里有两个问题。这个中心议题是真实的吗？如果是，弗兰克的著作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让我们来分别考察这两个问题。
我们必须弄清楚这里所谓中心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按照弗兰克的叙述，它似乎是这样的：从1500年以降，确切地说是从1500年到1800年（因为关于1800年以后的历史研究争议要小得多），全球而不仅是它的某些部分通过一个单一的劳动分工体系而联系在一起。弗兰克还加上一条“和多边贸易”，不过在我看来这纯属画蛇添足。因为如果存在着劳动分工，就必定存在着贸易，而且这种贸易几乎必然是多边的。应该提出的问题恰好相反：如果存在着贸易，是不是必然存在着单一的劳动分工体系？
这种争论和欧洲中心主义有什么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弗兰克也是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的。他希望证明“从一种全球视野来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1998：xiv；2000：2）。弗兰克说是亚洲，但实际上他书中主要谈论的是中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弗兰克建构了一个重要性的等级结构：中国位于顶端，印度处于中间，欧洲则被打入底层。奥斯曼－阿拉伯地带在他的大部分论述中非常奇怪地消失了。无论如何，弗兰克宣称他一举“摧毁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拉尼、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历史的、反科学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根基”（1998：xv－xvi；2000：2）。我是不是应当说一些不胜荣幸或受宠若惊之类的客套话呢？
弗兰克在序言里还提出两个值得分析的问题。一个是“把世界经济或世界体系称作‘资本主义的’究竟意味着什么？”（1998：xv；2000：6）。第二个问题是弗兰克断言“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兴起’来得比较晚，而且比较短暂”（1998：xxiv；2000：13）。
在序言里资本主义还被小心翼翼地描述为某种意义可疑的东西（“如果毕竟有点什么意思的话”），但是到了第15页就变成了“马克思想像的产物”。按照弗兰克的看法，资本主义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如果它毕竟存在的话，也是自从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不是在历史时间里某些时刻和某些地域的区别性特征。它既不是一个体系，也不是一种生产方式，更不是一种可以认识的现实。我们应当告诉那些竟然敢于反抗资本家的野蛮暴行的蒙昧无知的人们，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是不存在的。可怜的弗兰克，他本人曾经不遗余力地投身于这种反抗斗争，今天他似乎对此深表遗憾。
“西方的兴起”成了弗兰克的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他所建立的分析框架里根本无法说明西方的兴起，不管它是怎样地姗姗来迟和昙花一现。然而，即便是弗兰克也无法完全抹煞欧洲的财富、军事力量以及对世界的帝国主义统治，至少是在1800年－1950年期间。由于不能给出任何可能的解释，欧洲的霸权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奇迹。这并不是说弗兰克对此完全没有作出解释。他的解释是：“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1998：4－5；2000：26）但是请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暴发户能够“强行分沾”你的市场的好处并且从你的背上往上爬，那么你的支配地位究竟是什么意思？弗兰克使用的另一个隐喻也未能把故事讲得清楚一些：“我的观点是……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车厢座位，然后又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的火车头的位置。”（1998：37；2000：69）这是一个穷人如何发家致富的故事。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从穷光蛋变成阔佬，只有那些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而且具有新教伦理的人，才能够享有致富的光荣。不过隐喻已经够多了，还是让我们书归正传罢。
弗兰克是如何证明从1500年到1800年期间（有时候他说1400年－1800年）存在着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而亚洲在这个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二章《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1400年－1800年》以比较审慎的方式开始，但到结束时就相当直率了。最后一节题为《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总结》，认为直至18世纪末这个世界经济（世界和经济之间从来不用连接号，因为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世界经济，不管是同时的还是前后相继的），包括“省际、地区间和构成世界体系性的国际间的经济关系……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这种现实“体现在贸易平衡和货币流向的全球模式中” （1998：126；2000：181－1）。现在我们知道，贸易平衡和货币流向被用来作为单一世界体系的存在和亚洲的主导地位的关键证据。我们是不是应当这样来理解弗兰克呢？他现在终于恢复了他长期以来嗤之以鼻的芝加哥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身份？
他是怎样论证贸易平衡的？他告诉我们，有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的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1998：126－7；2000：181）。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因此，这三个地区都能够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似乎不能生产任何其他地区的其他人所需要的任何商品。于是无能的欧洲人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来过日子。照弗兰克这样的描述来看，欧洲人简直连街头吃白相饭的泼皮无赖都不如。
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经济的中心”（1998：127；2000：182），中国比印度又更胜一筹。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当然是靠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绝对和相对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它们的贸易才能保持“最大的顺差”，尤其是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1998：127；2000：182）。在这里弗兰克提到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关于13世纪世界体系的论述，这个世界体系由八个互相重叠的椭圆形地区特别是其中的三个主要地区构成。阿布－卢格霍德强调各个区域发挥大致相等的作用，但这一点让弗兰克感到不满意。他喜欢另一种区域化的模式，一种“可以表现为同心圆”的模式（1998：129）。他所画的同心圆似乎相当精确：扬子江流域和中国南方处于最中心，接下来的一环是中国的其他地区，然后是滨下武志所描述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然后是亚洲地区圈或亚非地区圈，最后是在这个地带之外的欧洲和美洲。
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前提之上，即贸易顺差是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的标志。然而，弗兰克并不是从来都这样看问题的。在这本书里弗兰克对他以前的思想盟友展开口诛笔伐，对他自己以前所犯的错误表示忏悔，以此证明他在知识上取得的重大突破。我们却很想知道，弗兰克是否认为他在1990年代以前发表的大量著作还值得一读。我希望他不会把它们通通抛弃掉。我认为其中有些是很出色的著作，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这里，我要提及1970年代在《欧洲经济史杂志》上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是围绕19世纪末欧洲，尤其是大英帝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展开的。引发争论的是拜罗克（Paul Bairoch）的一篇文章。就经验事实而言，拜罗克和弗兰克不存在分歧。在1880年－1939年间，欧洲的对外商品贸易存在着大约20％的逆差。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1976年秋，弗兰克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批评拜罗克的观点；另一篇文章则致力于阐述他自己的观点，题为《多边商品贸易失调与不平衡的经济发展》（Frank：1976）。弗兰克断言并证明，“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整个时期，尤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发展中的宗主国（尤其是大英帝国）与“沦为欠发达的殖民地国家”之间存在着商品贸易的失衡。他论证说，这种贸易失衡“在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至关重要（1976：407）。
对谁有利的失衡？弗兰克实际上认为大英帝国与任何国家都既没有出口盈余也没有进口逆差，而欠发达地区的问题恰好相反：它们与任何国家都既没有出口逆差也没有进口盈余。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都介于这两者之间。在1976年的文章里，弗兰克由此得出下述结论：
这实际上意味着，即使按照世界市场价格来衡量，世界的欠发达地区由于商品出口超过商品进口，确实在直接间接地为世界所有其他地区提供资金（如果按照实际价值来衡量就更为严重了）。具体而言，欠发达国家的出口盈余（1）支持了欧洲过度的商品消费，表现为后者的商品出口逆差或进口盈余，（2）支持了美国和海外自治领对欧洲的出口盈余，（3）帮助了欧洲的国内投资和发展，（4）为欧洲在美国和海外自治领的对外投资提供了资金，从而促进了它们的发展，欠发达国家还为对它们自己的“对外”投资提供了大量资金，但这进一步加剧了它们的欠发达（1976：422）。
在这篇文章里，弗兰克似乎极力要证明，大英帝国在19世纪末剥削欠发达国家的方式是，从欠发达国家接受的商品要多于向那里输送的商品。但是现在在其新著中，弗兰克则要证明，在1500年－1800年中国的经济比欧洲强大，因为它向欧洲出口的商品远远多于从欧洲进口的商品。我决没有反对弗兰克改变自己观点的意思，即使是把以前的观点颠倒过来。也许他确实认为他以前犯了错误。只有一个问题：他现在是不是愿意在他的新理论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19世纪末欠发达国家要比大英帝国更为强大，因为它们向英国出口的商品多于从英国进口的商品？
第三章的标题是《货币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转》，讨论从贸易转移到货币。弗兰克告诉我们，货币是一种商品，是由供求法则支配的。按照弗兰克的观点，货币实际上成为最重要的商品。“正是对货币的需求才使市场上供应商品和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成为可能。因此，这种套利兑换的普遍实践本身已经反映了－－或者有助于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市场”（1998：137；2000：195－6）。他问道，为什么中国需要这么多的货币？他的回答是，因为“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1998：138；2000：196）。但是，弗兰克认为，货币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制造出有效需求，只有在已经具备生产能力，因此“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性”的地方，货币才能制造有效需求（1998：138；2000：196）。弗兰克说中国有这种能力。兰代斯说大英帝国有这种能力（1998，随处可见）。两个人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这一章旨在证明世界的白银生产（弗兰克认为它是这一时期事实上的本位货币）的终点是中国，这又反过来证明了中国的经济实力。然而，弗兰克自己的数字并不能支持他的经验论据。我将按照表面价值来对待他的全部数字。在148页（中文版209页），他提供了一张1500年－1800年期间世界白银生产、出口和进口的图表。这张图表说明了什么问题？它表明在16世纪从美洲向欧洲输送了1.7万吨白银，欧洲没有向中国输送任何白银，日本向中国输送2000吨白银。16世纪的情况看来不够理想。但是在17世纪，有2.7万吨白银从美洲运往欧洲，其中的1.3万吨（约占一半）被运往中国，日本向中国输送了7000吨白银。到了18世纪，美洲向欧洲输送了5.4万吨白银，其中有2.6万吨（仍然是大约一半）转运到中国，日本则没有向中国输送白银。另外，还有美洲白银经马尼拉运往中国的传说。之所以说它是一个传说，是因为弗兰克不能肯定究竟有多少白银运往马尼拉，然后又有多少运往中国。他告诉我们，在1600年－1800年期间总数约在3000吨到1万吨上升至2.5万吨。
现在我们来作一下加减法。弗兰克表明在1500年－1800年期间，欧洲从美洲收到9.8万吨白银，其中3.9万吨运往中国，5.9万吨留在欧洲。中国从欧洲收到3.9万吨，从日本收到9000吨，又从美洲经马尼拉收到3000至2.5万吨，总计5.1万至7.7万吨白银。这个数目和留在欧洲的5.9万吨不是相差无几吗？这样看来，根据弗兰克的图表，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欧洲和中国同样是白银的“终极秘窖”。但是在这里我们应当把人口数字考虑进来，尤其是因为弗兰克认为人口数字特别重要。大致说来，这一时期欧洲的人口相当于中国的一半，但它保留了与中国相等的世界白银供应。如果按照人均额计算，欧洲在这个时期得到的白银要比中国多一倍。实际上，弗兰克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认为白银在欧洲引起通货膨胀，而新增的货币“促成了亚洲的生产增长和人口更大的增长”（1998：157；2000：220）。其实，这些数字表明中国和西欧都需要输入白银，区别在于西欧为此付出的成本是动用军事力量掠夺白银的成本，以及后来使用强制劳动开采银矿的成本。中国为了获得白银而付出的成本是必须出口贵重的商品。我觉得西欧为获得白银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只要我们是在谈论人口问题，尽管他引用了上述数字，弗兰克的结论是“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比欧洲快得多”（1998：171；2000：238）。也许弗兰克使用的是一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算术，但是我认为他的数字表明，中国人口的增长只比欧洲稍稍快一点。当然，欧洲作为一个范畴包括许多有着不同人口增长率的地区。西北欧人口增长的数字比整个欧洲要多得多，至少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数字不相上下。令人吃惊的是，从人口增长的这些微不足道的（有争议的）数量差异，如果毕竟还是有差异的话，弗兰克推论（是的，就是推论）出中国在整体生产方面的优势：“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对同一时期（1400年－1800年）世界和地区生产总值的估算数字，但是可以推测，亚洲之所以有如此之高的人口增长，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它的生产也增长得比较快，因此才够支持这种人口增长。”（1998：171；2000：238）
弗兰克的书里充满了这样的推论游戏。“如果说在亚洲许多地区，以生产、生产力和技术为基础的贸易和消费绝对地和相对地处于前列，那么就可以推想，那里也应该相应地有必要的制度‘基础’来促成经济的发展。”（1998：205；2000：281）“如果生产和商业的结构和进程确实如本书其他地方所证明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应该问，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是或应该是何种制度组织。”（1998：209；2000：286）然而，对母鹅有好处的不能让公鹅分享。当弗兰克不同意里德（Anthony Reid）关于印度进口的数字时，他指出里德说印度的“进口想必在1650年以后急剧衰落了”，弗兰克评论道：“我突出了句子中的‘想必’一词。很显然，他没有资料来证明这种衰落……”（1998：234；2000：318）这个评论既适用于里德，也适用于弗兰克自己所有的推论性论断，这样的推论在他的全部论证中所起的作用决不是次要的。
第四章题为《全球经济：比较与关系》，其中讨论的一个问题恰恰是分析的单位。弗兰克试图证明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一个单一的世界规模的经济，存在着单一的劳动分工。其他人，例如我，则认为在这个时期同时存在着若干巨大的历史体系，而且这些体系互相之间的关系与这些体系各自内部的关系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弗兰克在这一章里所做的事情就是假定他是正确的。这样一来他就很容易宣称，其他人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这个时期只存在于地球的某些部分）论述不适用于他的世界规模的单位。但是并没有人说它们是适用的。这纯粹是一个稻草人，根本用不着浪费那么多的篇幅，动那么大的肝火。我们来看看这段文字：
欧洲人能向东方销售的产品很少，因此主要是通过参与亚洲经济本身的“境内贸易”来谋取利润。欧洲的利润主要来自在众多市场之间，尤其是在整个世界经济范围内从事运输业，进行金银、货币和商品的多边贸易。过去，没有一个大国或它的商人能够同时在所有的市场展开活动，或者说能够把自己在这些市场之间的活动组织成这样一种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连贯系统……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欧洲当时不是向世界经济的其他地区出口产品的主要产业中心。（1998：177；2000：245－6）
第一个句子是正确的。欧洲人向东方出售的产品确实微不足道。他们甚至没有这样的企图。西北欧想要做而且做得非常成功的事情，是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出售产品。在这个时期西北欧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而亚洲还不是。弗兰克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的早期著作有大量的这类论述。现在，不是作为一个时期，弗兰克使用了一个逗号，把两个问题连接起来。这里实际上包含着一个不合理的推论。是的，欧洲通过介入印度洋内部的“境内贸易”来谋取利润（但这不是它的主要利润来源）。至少有两代学者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论著。是的，欧洲人的利润来自运输业，没有人反对这一点。是的，我想他们确实可以说是在一个世界规模的网络中从事贸易，也就是弗兰克所说的“整个世界经济”。那又怎么样呢？他们把从东方获得的利润用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积累资本，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越来越强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地区一个一个地纳入到体系中来，从而使后者边缘化。
第二个句子断言欧洲是第一个能够同时在所有市场活动的力量（这显然意味着显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市场，而弗兰克在本书许多地方拒不承认这一点）。这个句子包含着对欧洲很不情愿的赞许。弗兰克没有告诉我们欧洲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如此强大的中国人不能做到这一点。我引证的最后一个句子说，欧洲不是一个向“世界经济的其他地区”重要的出口商，但是从来没有人说欧洲在这个时期是重要的出口商。弗兰克在敲一扇开着的门。
这样逐字逐句地分析弗兰克的混乱可能已经使读者感到厌烦了，这里我只是指出这一章里的另一个稻草人。
尽管欧洲人获得美洲的金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亚洲的世界经济的道路，但是在1500年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他们一直是一个小角色，他们不得不适应－－而不是制定！－－亚洲的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1998：185；2000：256）。
注意那个戏剧性的感叹号。我斗胆请弗兰克指出一个学者的名字，他曾经说过在这个时期是欧洲人在亚洲制定经济的游戏规则。大部分人所说的，当然也是我所说的，是亚洲在这个时期处于欧洲“规则”占支配地位的区域之外。
第五章致力于论证这样一个命题：“同时性不是巧合。”我同意，至少我同意我们决不应当从假定偶然的巧合开始，而应当首先寻找共通性。这一章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讨论“17世纪的危机”，一个在过去40年里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弗兰克希望证明中国没有发生这场危机。也许有那么一些过分热情的人想要把这场危机扩展到亚洲，尽管我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文章。在我看来，17世纪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部确实发生了危机，但没有任何理由把它扩展到这个体系之外。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弗兰克在这本书（而不仅是在他以前的著作）里继续承认欧洲－大西洋地区存在着“危机”，然后又成功地否认了它在亚洲的存在。我会说它当然不存在。但是，他将如何用本章的标题《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来解释这种差异呢？
最后，我们遇到那应当是反题的第六章：《为什么能够西方（暂时地）胜出？》。记住，正是弗兰克告诉我们：
现有的各种关于世界和地区人口、生产和收入的估算以及前面对世界贸易的论述都证明，至少到1800年，与“西方”任何部分或整体相比，亚洲及其各地经济体都具有更大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在全球经济中更拥有不可比拟的分量和影响（1998：174；2000：242）。
似乎只有出现一个奇迹才能使欧洲成为领头羊。谁敢说这是一个“欧洲奇迹”？也许我们应当称之为弗兰克奇迹，他能把自己的分析从他把自己放进去的盒子里带出来。弗兰克是用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来开始这一章的：
一个答案是，亚洲变得衰弱了，另一个答案是，欧洲强大了……这一章要探讨1400年－1800年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在19和20世纪是否与如何转变为自身的劣势和西方的优势（1998：258－9；2000：349－50）。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弗兰克认为“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重要的亚洲经济体”在1450年－1750年期间处于一个漫长的“A”阶段，而欧洲在整个17世纪都是处于B阶段。“在1750年－1800年期间，尤其对于亚洲最核心的经济体来说，大约在1400年开始的这种长周期的‘A’阶段（在据认为是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只有亚洲处于这个阶段）达到了最高转折点，转向继之而来的长时间的‘B’阶段”（1998：263；2000：355）。西方可以利用亚洲进入B阶段这个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地位。这种亚洲的而不是欧洲的B阶段显然至少持续到1970年代，只是在这段时间里西方才“进入一个（暂时的？）主宰时期”，其局势和我们今天所谓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的兴起非常相似（1998：263；2000：355）。
让我们忘掉下述事实，即只要他的论证需要，弗兰克随时可以放弃他关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虚构。然而，我们还是要问，西方是怎样在中国暂时衰落的时候取代了中国的优势地位？弗兰克借用了阿布－卢格霍德的故事，但至少往后推了三个世纪。弗兰克说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而且正是由于东方的衰落才使西方兴起成为可能。是什么使东方衰落的？印度和中国的统治阶级的市场机遇似乎使他们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在这里可以看到道勃对英格兰封建统治阶级衰落的解释的阴影），而这又加剧了两极分化，“从而也导致了造成经济扩张的那种进程本身的萎缩”（1998：266；2000：359）。实际上，在这个过程背后可能有存心不良的欧洲人在捣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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